这场发源于武汉的疫情，因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，导致国内舆论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风暴。
设想一下，如果武汉媒体是真正的媒体，报社的老总是真正有担当有良知的新闻人，在疫情刚露头时，就该勇敢地介入调查，排除阻力公诸于报端，从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，引导民众及时避险，事情又岂会糜烂至此？
风暴中，湖北省和武汉市两级政府饱受批评，网上段子层出不穷，相关官员更是被喷得体无完肤。尤其是李医生感染去世时，网民的不满情绪达到了峰值。
面对这种二十级特大风暴，宣传部门也无能为力。以往的管理手段，在这场超级舆情中完全失效。官员道歉、问责查办、官网致哀等等疏导民意的手法，统统失效，没人买账。
01
2003年初，非典在广东开始肆虐。如果当时广州没有几家敢说话会说话的报纸，那时的广州，也许跟今天的武汉没两样。
2002年11月16日，广东顺德出现第一例致病原为冠状病毒的非典病例。紧接着，中山、河源等市陆续报告出现这种怪病。随着各地重症患者被送到省城救治，广州开始集中爆发。
春节前后，广州100多位医生被感染，个别患者出现死亡情况。疫情还向深圳、佛山、江门等地扩展。一时，传言四起，人心惶惶，很多市民开始抢购白醋、板蓝根甚至碘盐，并且这种风潮迅速向周边省市扩散。
不过，广州很幸运，幸运在拥有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几张报纸。
2003年1月5日，广州的新快报最先报道了河源市接治两名被病毒感染患者的消息。
10天后，羊城晚报、南方都市报、广州日报、南方日报等主流媒体，开始介入报道非典。
从当年2月11日到2月21日，羊晚每天关于非典的报道平均为9.5条。而且这些报道大多放在头版、二版等黄金版面，浓眉大眼，生猛醒目。
2月10日，广东有关部门下发通知，要求省内各级新闻单位一律不得采访报道非典，但是羊城晚报当天在头版率先刊发题为《广东发现非典型型肺炎病例》文章，这是广东报纸里最早有关“非典型肺炎”的报道。当天的羊晚一出街，立刻被抢购一空。
2月11日，有关部门要求报纸在二版刊登政府新闻发布会内容。但是，羊晚当天以头版发布了题为《疫情已控制，市民毋须恐慌》的内容，首次公布了疫情情况。
在2月14日至2月21日7天时间里，羊城晚报和新快报拿出大量版面，引导全社会通过理性的思考，变经验教训为社会的宝贵财富。
2月20日，羊城晚报发表《不怕被传染 猛料在一线》一文，学医的记者廖怀凌冒着生命危险，深入病房采访非典患者，记下一个个救死扶伤的感人故事，累到晕倒。这样的报道强烈震撼了读者。
羊城晚报在这段时间表现尤其出色，主要和该报拥有一支“特别能战斗”的名记者队伍分不开。李宜航的专题、廖怀凌的现场报道、微音的评论，都被读者追着看。
南方日报、羊城晚报、广州日报，三大报业集团之间，平时虽然竞争激烈，但是在攸关无数人生死的危机当头，它们能紧密配合，抱团形成巨大的媒体合力。
广州日报虽然是市委机关报，但并不唯唯诺诺，在非典报道中，也体现出了自己的报格。
2月13日，广东要求不许报道抢购。18日，广州日报不顾禁令，在头版刊登有关报道。
2月15日，广州日报发表评论《百姓知情 天下太平》。
“（抢购平息）这件事生动地说明一个道理，这就是政府开明，天下太平；百姓知情，天下太平。……在事件刚刚显露其端倪之时，政府迅疾通过主流媒体，把真相大白于公众，遏事件于萌芽之中。由此，我们就更能体会到信息公开、正确引导舆论的可贵和重要。”
2月18日，新华社发通稿《广东非典型肺炎病因基本确定》的第二天，南方都市报就发表《非典型肺炎病原有争议》，毫不客气地“打脸”了新华社。
2月份，南都还发了两篇重要的报道。一篇是记者在两会现场采访卫生部高层官员，该官员表示SARS尚未得到控制，国家正寻求国际合作；另一篇则报道了钟南山否定衣原体病毒为SARS病原体的说法，并呼吁国际合作。
在世卫组织的大力介入之下，中国与多国专家加强合作，关于非典的研究不断取得突破。4月16日，世卫组织确认非典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，这为最终找到治疗办法打下了基础。
耐人寻味的是，2月中旬，南方疫情已经十分严重，但此时北方各大媒体依然保持沉默。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联播，直到3月底才有非典的报道。
02
非典最终被成功控制，必须承认是全国人民的功劳，但是羊城晚报、新快报、南方日报、南方都市报、广州日报、信息时报这六家广州报纸，因为它们的勇气、智慧和良知，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重。
正是这些当时看起来“不听话”的刺头媒体，为国家控制非典的蔓延传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
当时广州三大报业的掌门人，都是名动一时的传媒大佬。广州日报正经历“广东四大才子”之一社长黎元江刚被双规的震荡。南方报业时任领军人物是范以锦，南方都市报老总是程益中；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的社长是“标叔”梁国标。这些都是在广东甚至中国传媒江湖如雷贯耳的名字。
这些老总，既懂政治又懂业务，善于和主管部门周旋，敢于保护下属。当时在南方报业流传一句话：见到绿灯赶紧走，见到红灯绕着走。所以，那么多的军规，也没束缚住他们的手脚。
因为懂政治，所以广州的这些报纸知道什么样的报道可以发出来；因为懂业务，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报道可以给政府帮忙不添乱；因为敢于保护下属，所以一个个名记脱颖而出。
广州媒体的巨大勇气，在当时赢得了无数人的尊敬。我原来很多同事，都是在非典之后，大批进入广州的三大报业。
今天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大批原来抱持新闻理想南下广州的媒体人，纷纷离开了报社，转而要么进入互联网大厂，要么转型为自媒体人。
一些著名的大号，都是原来的广州媒体人出来做的，比如出自南都的咪蒙、黎贝卡的异想世界，出自南方周末的智谷趋势，出自广州日报的刘备我祖，新快报的城市战争、国民经略，等等。
如果这些人还在体制内，如果对媒体的管理再宽松一点，我想国家的政策宣传一定会更生动活泼，也更深入人心。
事实一再证明，在信息发达，传播手段丰富便捷的时代，有关部门的缄默是不能制止信息流通的。如果只想着捂着盖着，那么就会有失真的信息流传。
此次武汉疫情，如果在病毒刚开始传染人时，就让媒体介入，把信息公开，把应对方法公布出来，我相信，该死的新冠病毒一定会被扼杀在摇篮里。
虽然教训深刻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向前看，亡羊补牢什么时候都不算晚。
现在我国国力得到了极大增强，与国力相对应的应该是素质更高的民众、更广阔的心胸和更强大的自信。
只准说假话空话套话，不让说真话实话，只会造成“十年浩劫”。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。现在的年轻一代，是沐浴着强大中国的荣光长大的，他们更自信，更爱自由，当然也更有反叛精神。
现在，允许媒体进行必要的舆论监督和反思报道，不但十分必要，而且刻不容缓。
03
问题出在哪？
根子在于长期以来“报喜不报忧”的管制偏好，导致民意找不到一个出气口。就像高压锅里压力已到临界点，但阀门仍被封闭。现在这场疫情，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，汹涌的怨气必然要通过一个出口涌出来。
设想一下，如果武汉媒体是真正的媒体，报社的老总是真正有担当有良知的新闻人，在疫情刚露头时，就该勇敢地介入调查，排除阻力公诸于报端，从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，引导民众及时避险，事情又岂会糜烂至此？
损失太惨重，教训太深刻。
看看现在武汉媒体刊登的都是什么玩意？做的都是什么事？不恰当地把武汉比作奥斯维辛、呼吁给市长暖心、歌颂刚流产后上一线的90后护士，既没有良心，又没有人性，有的只是愚蠢和谄媚。好容易湖北日报有一个张欧亚站出来，呼吁武汉赶紧换帅，但还被要求立刻删帖。他的单位还诚惶诚恐地向上级道歉。
非常看不起湖北和武汉这些媒体的老总，有些官员固然有责任，难道你们就问心无愧吗？和几千万本省人民的安危相比，自己的仕途和待遇，真有这么重要吗？你们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，难道不知道这种病毒的危害？为什么不敢抗争一下，把真实的情况报道出来？
给你们比一个国际通用的手势！
武汉媒体的这种表现，其实也是现在其他城市所谓主流媒体的平均水准。一线城市的那些大报大台，表现并没有好太多。
这次疫情报道中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，是财经、财新和三联等媒体。一本零售价30元的《财新周刊》，现在市场上甚至被炒到了88元，稀缺到连该杂志社内部都没有存货。
这是对民众良心媒体的致敬，也是对其他缺席媒体的鄙夷。
看看现在还有几家报纸能看得下去？从南到北，从京城到地方，从党报到都市报，一片凋零，不堪入目。制度僵化，没有担当，暮气沉沉，人员出走。电视台也一样。
是时候给媒体松松绑了。
高水平有活力的媒体，能帮政府做很多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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